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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是描述国际关系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个概念。中国近代以来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宏大的国际视野，不断探索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不断深化对国际体系的认识，不断调整和修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定位和相互关系，完成了从国际体系的革命者、积极参与者、游离者，到全面参与者和建设者的角色转变，实现了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共产党国际体系观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发展，指导着中国外交实践走上了一条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相和谐并平稳过渡的全新之路，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国际体系是描述国际关系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个概念，是从系统角度观察各种行为体相互作用的方式和规律。国际体系观是一国对自身所处国际体系力量结构、自我定位、秩序原则、价值构成等的认知和形成的总体看法，它决定着一国与国际体系互动的行为方式。自近代以后，国际体系出现整体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将所有国家纳入其中。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中国近代以来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它经历了五次重大转变，从古代国际体系的中心国家，到近代以后沦为国际体系的半边缘国家，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追求平等的国家，及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分野中的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国和20世纪60年代后的游离国，最后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并重新中心化。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宏大的国际视野，不断探索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不断深化对国际体系的认识，不断调整和修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定位和相互关系，完成了从国际体系的革命者、积极参与者、游离者，到全面参与者和建设者的角色转变，实现了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共产党国际体系观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发展，指导着中国外交实践走上了一条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相和谐并平稳过渡的全新之路。
一、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体系观与对外关系
        现有关于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时性发展进程，其解释也大多将其分成三个阶段和三种角色，从阶段上划分为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后邓小平时代；从中国的角色和定位上则划分为“革命者”或“挑战者”，“参与者”或“融入者”，“建设者”或“维护者”。这些研究存在两个重大缺陷：首先，它忽视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建国时期的国际体系观和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诚然，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并没有成为一个执政党，其国际体系观也还简单地停留在对时局的分析层面，其对外关系充其量还只能算是一种半外交性质，但这并不能否认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体系进行积极探索和参与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时期，并且对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国际体系观和中国外交产生着重大影响。其次，它对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标签式划分和角色定位过于简单化了，忽视了受各种国际、国内环境影响而导致的两者之间的动态变化过程。事实上，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每一个时期可能是不同的，而且即使是在同一时期也可能是多重的，甚至于同一种角色，在国际体系的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中也有不同的表现。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建国前、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三个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体系观和中国与国际体系复杂的互动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揭示其动态性变化过程。
        （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和国际体系的革命者
        中国同国际体系复杂交往的历史，是从古代国际体系中心国家和主导国家向被近代国际体系强行纳入并逐渐半边缘化开始的。随着西方开始向外扩张和殖民活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被打破，开始了中国半边缘化的过程，亦即中国的半殖民化过程。[①]中国在近代国际体系中沉沦和半边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自强自立奋斗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改造中国、振兴中华为己任，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国际体系观，并由此指导着中国革命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五四”运动和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十月革命引领和帮助的结果，这一背景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国际体系观的初步形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部分，将自己视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一部分，将中国革命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原文如此）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②]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③]这一认识曾长期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观察世界的角度。
        这种国际体系观，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带有鲜明的革命者的特点。通过加入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成为其“中国支部”。[④]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掀起了国内工人运动高潮，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斗争，创建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目的是要以国内战争来推动世界革命，推翻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从而实现彻底的民族自决，取得世界的永远和平。
        （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和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
        抗日战争的爆发，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彻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同世界的前途和命运史无前例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国际体系观的根本转变：中国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
        早在1935年，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就提出“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的外交新主张。[⑤]这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要结成最广泛的反日统一阵线，“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地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⑥]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是与世界的前途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就更趋明朗化了，明确指出世界战争已形成了侵略与反侵略阵线。[⑧]
        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格局认识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与国际体系互动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始迈出了共产国际的圈子，真正走向了世界。中国共产党动员自己一切力量，全力投入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中，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同时积极号召并推进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加强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各种联系，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
        （三）对国际体系的新探索和波动的对外关系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以其在世界反法西战争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第一次作为大国参与了对二战后国际体系的重组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在国内建设问题上，出现了国共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之争，并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决战。中国的这一历史进程又同二战后国际体系的两极分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体系观和对外关系上开始了新探索。
        最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设想过在美苏合作的国际环境中，通过国共合作和平地在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以实现民主，改善民生，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⑨]即使到了194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还是认为，“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⑩]正由于此，毛泽东曾亲赴重庆进行谈判，并在谈判期间广泛接触了美、英、法、加拿大等西方各国使节，反复宣传党的主张，争取国际理解和支持。而在国共关系发生冲突时，中国共产党也接受了马歇尔的调处，并一度采取了力争美国中立的策略。只是到了美国帮助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才抛弃了幻想，对国际形势进行了新的分析，初步形成了“中间地带革命理论”，并最终确定了“一边倒”的战略方针。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体系观和对外关系明显带有过渡性质，从争取西方国家理解和支持，特别是美国的中立，到宣称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规划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到初步形成“一边倒”战略，都与国际体系大变动和国内战争进程有着密切关系，也必然会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体系观的形成和中国外交产生重大影响。
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体系观及外交实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结束了中国近百年来的衰败和半边缘化过程，中华民族第一次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仅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实际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11]中国共产党由过去的革命党转变成了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长期执政的党，其国际体系观直接转变成了新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指导着新中国外交实践。
        国内外学者在论及这一时期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时候，有着惊人的一致，大都认为中国扮演了一个革命者的角色，与国际体系相对抗，挑战整个现存秩序，充满了冲突和好斗精神，甚至有学者将此视为中国战略文化使然，认为中国自明代以来就奉行强现实主义政策（hard realpolitik）战略文化，偏好采取进攻性行为。[12]诚然，这一时期，中国基本上没有参与国际组织，曾先后与美苏为敌，甚至导致战争和武装冲突，在中国党和领导人的文件和讲话中，也更多的充斥着革命、战争、斗争词语，更多地表现出了革命性的特点。[13]但这样一种解读是在用简单的、静态的观点来解释复杂的、动态的历史，忽视了这一时期国际体系自身运动的变化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国际体系观和行为的塑造和影响，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国际体系观和行为自身的变化和发展。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70年代末，在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体系观和外交实践中“始终有两种不同的观念在交错发展、此起彼伏”，在观念上，我们既可以看到主要是为中国的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的观点，也可以看到强调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观点；在处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上，我们既可以看到强调和平共处的观点，也可以看到坚决同“帝、修、反”斗争的观点；[14]在自我身份认定上，我们既可以看到坚持第三世界一部分的信念，也可以看到充当“世界革命中心”的冲动。
        （一）“一边倒”战略和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亟须同世界各国建立正常关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跟。但这在当初却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奢望，因为二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早已被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全面对峙的两极体系所代替。面对国际体系的大分野，中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中国最终采取了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战略，这既是客观形势使然，也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更重要的是，它还与当时新中国的国家利益高度契合。
        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极大地改变了远东国际格局，也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使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大大得到加强。不仅如此，中国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履行国际责任，“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并将此视为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15]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不仅是二战后两极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而且是两极体系得以最终形成的重要推动者。[16]
        如果我们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他们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观察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为争取世界和平和创建良好的国际环境作出了巨大努力，而不是一以贯之所谓革命性和好战的。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17]1954年，毛泽东又指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18]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致开幕词和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均明确指出国际局势已趋向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体系观的指导下，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活动，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举行了中美大使级会议；改善了周边环境，开拓了外交空间。中国事实上已经突破了“一边倒”的战略框架，不仅赢得了挪威、丹麦、以色列、芬兰、瑞典和瑞士等西方国家的承认，而且同资本主义国家有了贸易往来。
        （二）“世界革命中心”和国际体系的革命者
        1956年波匈事件爆发后，随着国际局势的日趋紧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出现了对世界形势认识和判断的偏差，提出要重视“国际阶级斗争”。195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世界正在出现“帝国主义世界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世界一天天好起来的形势”。[19]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又随着中国国家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越发加剧。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一项批示中明确说：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弹战争。“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越发走向极端。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提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世界胜利”。[20]随后，“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和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等一系列口号被提了出来。
        在这种国际体系观的指导下，外交工作遭受到了严重冲击。中国要成为“世界革命中心”，外交部要“扩大主席思想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推动世界革命”，在外交活动中强行发送“红宝书”，造成了一系列外交纠纷，甚至在北京还发生了“三砸一烧”外国驻华机构的恶性事件。中国既反美、又反苏；既反帝、又反修，四处出击，成为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的国家，安全环境和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冲击。
        （三）中国战略再思考和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改善
        中苏关系恶化后，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苏联采取一系列行动，对中国实行战略包围，在中苏边境线上陈兵百万，并发生了珍宝岛流血冲突事件，对中国安全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在尼克松总统上台后，对华关系出现一些新动向。面对这种局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通过对当时中美苏三方态势全面的分析，开始重新思考和调整外交战略，要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随着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并初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始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其中一个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事件就是1971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随即而来的是中国与世界各大洲国家的建交高潮。到70年代初，中国已基本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建交过程，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70年代上半期，中国先后同40多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外交理论上也有了发展和创新，先后提出了“一条线”战略、两个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的思想。在三个世界思想中，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要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联合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压迫。在1974年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发言中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思想和中国的对外政策，强调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21]这一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后来的国际体系观和中国外交一直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体系观和中国外交来看，始终存在着两条主线：一条是显性的，即从战争与革命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和国际形势，由此带来的是中国外交对国际体系的挑战性和革命性，这条线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后渐趋隐性化；另一条是隐形的，即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世界，由此带来的是中国和平参与国际体系，努力创建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条线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压制后逐渐显性化，这为中国后来的战略调整和外交转变打下了基础。这一转折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国际体系打下了基础并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体系观和外交实践
        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最重大转变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的，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国际体系观，指导着中国外交经历了从对国际体系的选择性参与，发展到全面参与，再到共同构建的递进过程，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也实现了从参与者到维护者再到建设者的升华，开辟了一条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相和谐并平稳过渡的全新之路。同以前相比，这一时期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行为有着明显的差异：一是从原来的外部压力驱动所采取的策略性参与转变为内部变革驱动所带来的战略性参与；二是从原来的政治性参与转变为全方位的参与；三是从原来国际体系从属的或半从属的地位转变为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的拓展，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再度中心化奠定了基础。
        （一）国际体系观的历史性转变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国际体系观的历史性转变并加快参与国际体系步伐的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国际体系观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重新认识时代主题，准确把握世界趋势。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明确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22]和平与发展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认识世界和判断形势的出发点，并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明确表示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发展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23]十四大报告中提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十五大报告中则表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
         其次，坚持对外开放，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中国在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上同发达国家相比有了很大差距，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24]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外开放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关系的长期战略。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党的十三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当代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求得发展”。党的十四大报告进一步要求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扩大对外开放。党的十五大报告则将对外改革开放上升到国家的长期基本国策，还第一次提到“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再次，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明确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永不称霸。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不做超级大国，永不称霸，也永远不当头。[25]此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文件均对此作了详细说明，表明了中国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再输出革命，而是以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实行不结盟政策，开始建立均衡的、全方位的对外关系。
         最后，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并作出了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判断。[26]在对国际格局转变的认识上，党的十二大报告认为，“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报告认为在新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报告还就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原则、路径和应遵守的国际法则等作了详细阐述。党的十五大报告在重申要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对国际格局多极化作了更明确的说明，并第一次提出“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国际体系观的历史性转变，彻底扭转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左”倾错误对外交工作的干扰，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与国际体系刚性互动的关系，开始了中国主动全面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在新国际体系观的引领下，中国抛弃了与大国不是结盟就是为敌的政策，先后实现了中美建交和中苏关系的正常化，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欧关系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经受住了国内政治风波、西方对中国的制裁、东欧剧变、海湾战争、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保持了大国关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了睦邻外交，建立起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也有所发展，在保持良好政治关系的同时，探讨“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的经济合作新形式。在多边外交领域，中国以联合国为主要舞台，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加入各类政府间国际组织，包括全球的和地区性的。“这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国际社会’”。[27]
        （二）和谐世界理念和国际体系的建设者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中国参与和融入经济济全球化进程中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也是中国逐步在国际体系中中心化的开始。从对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党的十七大报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体系观，主要体现在：其一，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十六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十七大报告重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二，突出人类共同利益。十六大报告强调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十七大报告则主张要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其三，强调互利共赢。十六大报告主张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其四，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上，十六大报告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十七大报告则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十七大报告还呼吁“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环境保护的人文关怀。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为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和愿景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谐世界理念，既汲取了人类社会关于和谐思想的科学养分，植根于深厚的人文渊源，同时又有新的创新和升华，包含着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蔡拓教授指出，和谐世界理念实现了中国对外战略从唯意识形态到超意识形态的转变。[28]我们也可以说，和谐世界理念是一种共（有）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理念的世界性。杨洁勉教授就认为：“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理念标志着已经走出了被动反应式的对外关系，正在以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理念共同构建新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29]时殷宏教授则赋予了和谐世界理念更宏大的历史含义，认为和谐世界理念准确反映了世界政治基本性质正在经历的变迁，是“一个崛起中的世界强国关于一个道德上较好的世界应当有什么性质……的历史性宣言”。[30]和谐世界理念蕴含着多样、共存、尊重、平等、互惠、协调、包容、合作、共赢等丰富内涵，是中国向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贡献者转变的标志。
        在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的国际体系观的引领下，中国外交在国际体系的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从全球层面看，中国在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推动联合国机构改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参与联合国授权的国际维和行动，解决全球性和国际热点等问题上，发挥了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从地区和领域性分体系层面看，中国倡议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积极支持和参加东盟地区论坛、亚信会议、中非论坛，推进朝核六方会谈，推动建立多层次的亚太多边安全制度等，充分发挥了领导和构建作用。在经济发展领域，尽管受到非典、地震、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高速增长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发动机之一。在大国关系上，中国与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一些新兴大国都建立了战略对话和磋商机制，以增进相互理解、信任，寻求战略共识，扩大共同利益。在朝核问题，伊核问题、阿富汗、伊拉克重建、缅甸危机、中东危机等问题上，中国积极的斡旋作用也一直为国际社会所“刮目相看”。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中国也作出了巨大努力。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则加强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进一步树立了中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特别在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参与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上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优越的制度模式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已经步入国际体系再中心化的过程，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
        纵观中国共产党90年来的国际体系观和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每当我们对国际体系把握准确，形成正确的国际体系观并积极参与，同国际体系形成良性的互动，我们就能在国际体系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地位，从国际体系中获益。相反，每当我们出现错误判断，同国际体系形成对抗和冲突，就会给我们带来安全和生存困境。因此，准确把握国际体系并积极参与其中，是中国能力和地位不断提升的必由之路。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