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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成为最大破坏者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持续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伊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中导条约等10多个国际组织或条约。美国对于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全球多边体制态度发生根本性逆转，成为最大的破坏力来源。

   2019年12月10日，由于美国阻挠，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全球贸易上诉机构在运行25年之后停摆。WTO上诉机构常设7位法官，两年来由于美国在上诉机构法官纳新、连任程序方面的阻挠，从2018年1月起，上诉机构仅剩3位法官，其中来自美国的格雷厄姆和来自印度的巴提亚的任期均已于12月10日到期，而中国籍法官赵宏的任期将在2020年11月结束。争端解决系统作为WTO体系的核心支柱，是世界贸易组织有别于其他全球经济治理组织的根本特征。有牙齿的组织就这样被美国打掉“门牙”，“美国优先”成为美国凌驾于国际社会的堂而皇之理由，是霸权主义重击全球多边主义的典型案例。

   201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第15轮份额总检查在份额增加方面缺乏进展，承诺在第16轮份额总检查中会再次审视份额的充足性，并继续推进IMF治理改革，包括以一个新的份额公式作为指引，IMF承诺第16轮份额总检查将从2020年延长到不晚于2023年12月15日结束。对此，金砖国家领导人巴西峰会发表宣言，对IMF未能调整成员国份额深感失望，呼吁增加发展中国家份额，包括支持保护最贫困成员的话语权和代表性。

   IMF定期进行份额总检查，份额的任何变化必须经85%的总投票权批准。2010年12月，IMF完成第14轮份额总检查，并将超过6%的份额转移到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这项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由于美国不配合，拖延到2016年1月才生效。

全球治理呼唤“新多边”

   全球多边治理体系面临多重威胁。在全球层面，反全球化浪潮从未停歇，全球性问题增多以及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多边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改革压力；在地区层面，受地缘政治安全因素影响，局部不稳定和冲突问题依然存在，风险还在累积，对全球层面的治理协调和区域治理的有效性带来挑战和威胁；在国家层面，发展不平衡问题导致的冲突，加剧了街头暴力的蔓延和对经济社会的冲击，智利突然爆发的抗议游行甚至迫使政府取消2019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如何维系全球多边体制成为当前全球治理的关键议题。

   对于全球多边体制面临的危机，已于9月12日卸任IMF总裁的拉加德曾多次在演讲中呼吁“新的多边主义”，强调新多边主义必须更加注重人，必须具有包容性，更负责任和更加透明。对于如何构建新多边主义体制，欧盟提出了“有效多边主义”，俄罗斯提出了“基于国际法的多边主义”，中国则主张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不断改革完善全球多边治理体系，二十国集团（G20）则提出了“基于规则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与传统多边主义相比，新多边主义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主体的多元化。传统多边主义的治理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为主，发达国家特别是大国占据主导地位，而新多边主义更多纳入了非国家主体，比如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并且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和影响力稳步提升。第二，治理理念的平等化。传统多边主义的治理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治理，新多边主义则越来越呈现出“自下而上”的平等化治理，市民社会对治理的直接参与和影响度在不断上升。第三，治理方案的系统化。顺应全球性问题增多以及彼此之间的复杂关联，比如气候问题与发展问题、移民问题等的关联，要求治理方案的系统化，而不是碎片化的治理解决方案。

中国成为重要建设者

   中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维护者，是支持多边治理体制的积极贡献者，“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新多边主义的一种代表性方案。从参与主体看，“一带一路”的参与主体不仅体现在参与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数目不断增多，中国已经同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197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而且地方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多元主体对于一带一路的参与度也在持续深化。从治理理念看，“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原则就是“共商、共建、共享”，是平等化治理的最好体现。从治理方案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系统化的解决方案，从基础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这五个方面系统考虑解决和应对发展的瓶颈问题。

   中国用自身的行动和切实的方案为维护全球多边治理体系做出贡献。中国方案的出发点和回归点都是在人，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未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性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将全球各国的利益和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通过不断更新的多边合作才能更好应对新问题和新挑战。

文献来源：新民晚报，2019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