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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日，上海国研院“一带一路”与上海研究中心举办“后疫情时代上海‘四大功能’建设学术交流会”，就后疫情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革，上海如何应对新形势，优化“四大功能”政策定位进行深入探讨。

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科学学研究所、上海研究院、中泰证券研究所、进出口银行一带一路研究院（上海）、普华永道等沪上主要学术和商业机构参与交流研讨。上海国研院陈东晓院长做了引导性发言，交流会由院长助理、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张海冰主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认为，当前全球化变局是一个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上海需要站在全球和全局视野“谋破局、谋新机、谋新规”。国际疫情危机下，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通过发挥全球资源枢纽和要素集散功能，谋划上海发展新机，是当前上海承担的重要的时代改革使命。今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智库工作需充分考虑上述因素，从服务规划制定角度，研究“十四五”期间上海在“四大功能”领域的政策定位和制度设计，立足中长期发展，思考下一阶段国家和上海的改革思路。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助理郑少华教授认为，上海应在事关产权保护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方面各环节体现法治理念，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这一系统工程。相关政策和制度体系设计应着力体现对产权的严格保护。“四大功能”的落实需要进一步提升市场化水平，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市场化的本质即是通过自由交易形成真实、有效的价格并在价格信号作用下引导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此外，服务型政府的构建需要以法治化理念为基础和制度保障，以诚信和责任作为伦理基础。注重政策实施公平性，提高政策公开透明度，确保政策流程可观察、可回溯、可验证。

普华永道企业融资与并购合伙人柏子为认为，新冠疫情危机的背后蕴含上海进一步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机遇。海外的优质企业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现金流短缺，这增加了国内企业低价并购国外企业的可能性，国内企业可利用充足的现金流整合产业链布局。上海可学习日韩经验，在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企业提供“走出去”融资服务和经济保险服务的同时，提供高质量的“软件服务”，增强对重点国别、重点行业的政策研究及政治风险研究，建立相应的风险保障制度，帮助企业应对、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政府应鼓励和引导相关企业顺应疫情对全球化影响趋势，关注对东南亚等周边地区的投资和贸易合作，帮助企业更好配置生产要素。

中国社科院-上海市政府上海研究院科研处处长林盼认为，上海在探索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注重多层次产业配套，避免人为定性高端产业，而使得其他相关产业难以有效发展。高端产业的发展需要建立在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链基础之上，目前国内有地方政府采用“一刀切”方式清除低端产业的做法确有不妥之处。上海需充分吸取相关教训。同时，充分注重既有产业的升级改造，实现存量产业生产潜力的有效激发。此外，上海在构建高质量产业生态过程中，需站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角度进行“四大功能”定位的政策设计，尤其需要充分协调核心城市之间的竞争关系，提升产业政策协同性。

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组负责人杨畅认为，新冠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冲击前所未有，尤其与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时，疫情对于世界经济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以大宗商品市场为例，疫情在向澳大利亚和巴西扩展的同时，也导致国际铁矿石价格一路高涨。“港版国安法”引发美国资本市场关注；海南自贸港等政策举措的推出，对于未来国际金融市场可能产生结构性影响。鉴于复杂的外部形势，“四大功能”定位需要进一步注重国内发展潜力的激发，注重医疗、教育等服务消费以及汽车等实物消费潜能的激发。在注重发展新基建的同时，兼顾传统基建投入。在投资领域，需充分考虑到未来企业竞争格局发展趋势，注重龙头企业的打造和发展引领，提升核心领头型企业的资源集聚能力。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余南平认为，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本土化、区域化将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国家间政治和安全因素决定了相关国家将不计投入成本，生产符合本国或地区安全需要的产品。这方面以欧盟国家提出经济主权为典型。在一些生产领域，民族国家政府角色将发挥比市场机制更为重要的角色。同时需要关注当前国际金融市场乱象，在美欧日普遍量化宽松的背景下，人民币仍存在下行压力，美国几大股指仍然处于高位水平。我们在宏观政策设计上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政策路线，当前需要重新思考美国超级铸币权的问题。对于上海探索“四大功能”定位而言，需要考虑到构建一个与高端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产业研发生态圈，上海尚缺乏这样规模和资源整合能力的企业。针对当前国企改革的呼声，要研究如何通过所有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构建层面，进一步深化改革，避免金融资源持续错配，丧失发展良机。

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于新东认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四梁八柱”架构已初具雏形，目前政策设计正朝向细化和深化方向发展。比如，研究“科创25条”如何真正落地，如何疏通最后的堵点、难点和痛点。上海科创策源地功能的政策设计要注重高端产业科技创新策略设计，研究如何破局；其次，研究不同时间节点的政策规划，研究十四五、未来三十年的规划；再次，科创策源地功能的政策设计要注重时代背景和全球化发展大趋势，研究后疫情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等特殊时代背景；最后，需要从系统论角度，研究政策设计。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是一个系统工程，体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涵。科创策源的制度设计需要做好盘活创新资源存量和激活增量、突围卡脖子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创新迭代、强化科技人才策源功能建设。

进出口银行“一带一路”金融研究院研究经理王一剑认为，发挥金融对“四大功能”建设的创新支持功能应成为政策设计的重要创新方向。通过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挥不同市场主体对“一带一路”桥头堡功能的创新角色。注重向日韩学习，发挥上海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竞争优势，以国际疫情治理为契机，推动与诊断、生物、中医、中药、医疗器械相关的新型企业“走出去”优化全球市场投资布局。与此同时，进一步鼓励金融创新、优化金融基础设施要素市场的功能建设。研究设立“一带一路”相关的金融资产交易所，通过创新交易机制提升股权类资产流动性。研究股权和债券的转换机制，降低特定国家债务偿还压力和经济风险。此外，上海还可以探索知识产权流通市场建设，参考浦发硅谷银行等经营案例，为科创企业提供流动性工具的政策创新支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王玉柱认为，上海“四大功能”建设应建立在高标准市场体系基础之上。高标准市场体系是一个动态优化的发展理念，具有发展阶段性特征。上海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其功能型经济结构是其发挥全国改革引领角色的重要基础条件。上海在市场主体准入公平、市场竞争有序、事后监管有效性、要素市场建设、深度混合所有制改革、土地市场制度改革突破等领域具有广阔探索空间。上海在制度建设领域体现如下特征：一是以制度开放为先导；二是有效发挥政府功能和角色；三是实现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四是激发市场主体的市场活性和增长潜能。

普华永道企业融资与并购部中国主管合伙人、全球跨境服务中国主管合伙人、一带一路业务主管合伙人黄耀和认为，目前国内良好的疫情防控成果，有利于上海深化开放举措。建议自贸区加快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尽可能放宽行业准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同时，提高在沪外籍人士“永居证”审批效率。当然，虽然上海针对吸引外籍高层次人才来沪工作推出一系列政策，简化了办理永久居留手续并大幅缩短审批时限,同时也扩大了申请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但外籍人才希望进一步缩短办理程序和时长的呼声仍然十分强烈。相关部门应考虑研究推出更为友好的服务举措，减少外籍人才在沪的“被拒绝感”，增加永久居留政策的“接纳感”。

整理：王玉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与上海研究中心秘书长

文献来源：上海国研院公众号，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