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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集萃∣薛磊:西方女性主义的困境与局限性
薛磊 2021-03-13

        美国学者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其著作《人类天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行为为何在减少》(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中提到历史上曾出现的提升和平动机的五个影响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女性主义化(Feminization),也就是说各国的社会文化日益尊重女性的利益和价值观,妇女赋权将有效地遏制美化暴力的主张和行为,从而促进社会向更为安全的方向发展。

        事实上,鉴于人类几千年历史进程中在男性统治之下一直战乱不断的事实,因而有些学者也像平克一样,对于女性主义在推动世界和平目标实现方面的作用寄予厚望,认为女性可以以其特有的母性的温暖、关怀及宽容为化解世界上的矛盾及冲突提供更好的途径,这也成为女性自身寻求平等地位之外另一个支持女性主义的理由。然而,基于西方社会哲学及文化中存在的自身固有缺陷,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本身也面临诸多困境和误区,女性主义思潮在当代西方社会的盛行非但未能消除这些问题,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其自身的内在两难处境。

        一、女性主义在西方主流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尴尬处境

        自从西方女性主义诞生以来,其发展历程中不断受到西方主流政治话语体系的压制和影响,在传统的以西方哲学和欧美文化以及盎格鲁-撒克逊男性主导的政治话语体系中,有关女性平权的思想和主张往往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女性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被视为另类的政治思潮,甚至与一些阶级斗争理论思潮同样被归类为激进主义思潮的一部分。正如萨伊德在《东方学》中指出的,西方主流学派将有别于西方主流政治社会叙事的亚洲哲学及政治学说以一种简单化的方式称呼为“东方主义”(Orientalism)。事实上,女性主义最初的地位与之也很相似。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推进和非西方力量的崛起,西方主流政治话语体系日益面临挑战,女性主义的地位及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得以提升。然而,女性主义话语影响力提升的过程,也成为其自身异化的过程,在西方主流政治话语体系自身未能实现实质性变革的前提下,女性主义思潮的主流化进程只能意味着其自身不得不顺从系统性的主导思想的改造。

        因此,目前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似乎已经悖离其诞生时的初衷,与西方传统的政治思潮一样,日益沉迷于权力、对抗及征服等传统西方政治学中的核心话语。西方女性主义的异化使得其自身难以实现对西方社会以强权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的重塑和变革,反而进一步激化了西方社会现有的政治对立和冲突。

        二、西方特定制度及文化背景下女性主义思潮加剧政治极化

        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西方社会都在反思一个问题,特朗普是如何能够得以当选总统的?如果换一个角度,那么可以这样来提出这个问题,也就是美国的蓝领白人男性为什么选择了特朗普,而不是被视为更能代表劳工阶层的民主党候选人?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可以从奥巴马总统的自我反省开始。据美国媒体报道,在震惊于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消息之余,奥巴马对身边的人提出一个诘问:他自己是不是比适当的时间早到了10年或者20年?作为美国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的到来很容易让人们以为美国政治社会已经从传统的保守主义向着进步主义方向变化。事实是很多人都过分高估了这种变化的程度,特朗普就代表着历史的钟摆又一次的强劲“回摆”。而以西方女性主义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思潮逐渐主流化的过程本身也为其后的形势逆转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在政治上“失语”的传统保守派白人男性也在经济上面临着打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制造业衰退使得大量蓝领工人失业,而美国以自由放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难以为这些丧失就业机会的底层劳工提供有效保障。政治“失语”和经济“失势”的双重打击迫使美国蓝领白人男性日益投入主张“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极右翼群体中寻求慰藉。

        有趣的是,美欧两种不同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应对极右翼运动浪潮时似乎也表现出差异性,以福利社会模式为代表的欧洲大陆资本主义在倡导女性主义等进步主义思潮方面远远领先于美国。以位于全球金融领域中心地位的两个国际组织为例,根据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欧洲人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前任与现任总裁都是女性;美国人出任世界银行行长,目前还没有女性来担任这一职务。

        三、女性主义的健康发展需要汲取东方智慧和思想的养料

        从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历史来看,其思想的实质根源还是来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这一自然进化进程中的竞争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和对抗的关系。西方哲学中缺乏东方思想的折衷概念,主张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因而难以如中国哲学文化那样强调“持中贵和”并力求万物“和谐共生”。另一方面,从世界人权领域发展来看,西方往往单纯片面强调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而轻视或忽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更是强烈反对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所主张的发展权利。然而,美国社会的事实与现状恰恰说明,即使在美国这样的世界第一大发达经济体,发展权仍旧是许多低收入阶层民众所难以享有的“奢侈品”。


        如上所述,政治话语权的丧失与基本经济发展权利缺乏保障二者相叠加,进一步促使美国社会朝向极端化和排外主义方向发展。由此看来,要解决西方女性主义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其面临的困境,只有依靠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智慧和思想为其提供丰富的养料。中国所倡导的新发展观强调社会各阶层以及不同群体要实现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这一发展进程将避免特定群体的边缘化以及特定矛盾极化等现象,而是努力促成社会全体成员平等享有的共同发展目标。也唯有在这一进程中,女性和女性主义才能得以真正回归初心,为人类社会进步贡献女性特有的品质、思想及才华。






文献来源:上海国研院公众号,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