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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上海外国语大学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案例”学术研讨会于10月23日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

会议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于宏源研究员主持，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们进行了精彩的学术经历分享和深入讨论。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杨斌分享了在老挝农业投资中田野调查经历。杨博士谈到从中国农业投资者身上学到的宝贵经验，在海外农业投资的高度不确定性面前，中国投资者们在各种权力制衡下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套灵活的打交道方法，这是值得学者们关注的。同时，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存在自身的不足，同样需要学者们展开深入的田野调查来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张帅博士探究探究了以色列的农业强国建设和中以农业合作前景。小国强农的以色列能够突破自然限制达到粮食自给，且大量果蔬出口欧洲，除了技术优势外，还在于农业组织形式的演进和农业外交的拓展。中以农业合作是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且作为低政治领域合作较少受到外部环境挤压，以色列高度重视中国的农业市场潜力，中以第三方农业合作前景广阔。了以色列的农业强国建设和中以农业合作前景。小国强农的以色列能够突破自然限制达到粮食自给，且大量果蔬出口欧洲，除了技术优势外，还在于农业组织形式的演进和农业外交的拓展。中以农业合作是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且作为低政治领域合作较少受到外部环境挤压，以色列高度重视中国的农业市场潜力，中以第三方农业合作前景广阔。探究了以色列的农业强国建设和中以农业合作前景。小国强农的以色列能够突破自然限制达到粮食自给，且大量果蔬出口欧洲，除了技术优势外，还在于农业组织形式的演进和农业外交的拓展。中以农业合作是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且作为低政治领域合作较少受到外部环境挤压，以色列高度重视中国的农业市场潜力，中以第三方农业合作前景广阔。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李开盛研究员在点评环节提到，田野调查首先来源于这样一个问题意识，即对当前研究现状不满意，所以要到田野当中去，要将书本上归纳、逻辑、推理的知识所遗漏掉很多东西在实践中找回来，并重新发现问题，这是一个从科学到事实和从反科学到事实相统一的过程。此外，企业的境外合规运营以及与当地社会的互动形式、大国关系外溢效应等都需要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会议第二单元以信息的挖掘——田野调查方法反思为主题。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杜东辉通过对女性服饰变迁的考察窥探到土耳其的世俗化和伊斯兰化的历史交替，进而分析女权主义运动和伊斯兰服饰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土耳其，世俗与传统相互交织，文明的融合与冲突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凯末尔时期激进现代化的改革时代，女性佩戴面纱和头巾成为落后和迷信的象征，到正发党上台后逐步废除佩戴头巾的禁令，女性头巾这一政治和宗教符号承载着伊斯兰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到后来，头巾问题逐渐实现了去政治化，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注重头巾的审美意义。

学者陈亮围绕“田野研究中的权力结构与信息质量”进行深入探析，强调当研究对象被界定为特定族群时，应该从区域国别之外的语言族群维度来考量。族群作为一个组织框架，族群认同作为一套认知标准，都是内外不断建构的产物，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族群边界。作为外来研究者想要敲开一扇族群的门，便需要一位看门人的指引。陈亮分享了自己在非洲如何敲开阿法尔人族群大门并建立信任、深入广州的非洲人群体并收获友谊、融入到尼日利亚伊博人族群中的三段宝贵田野经验。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亦奇在点评环节，对上述发言提供了有关量化指标和评价效度的相关建议并做出总结。他认为田野调查突出了以小见大的作用，并且深深地嵌入到现实世界的诸多问题之中。一个女性服饰问题能够让我们产生了如何在进步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和多元包容的私人领域之间保持平衡的思考，而在这一嬗变背后又有着权力的结构性变动图景。田野调查与传统的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比更趋于价值中立，但深入田野过程中的权力关系运用将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产出结果。

会议第三单元以身份的建构——田野民族志的实践视角为主题。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张青仁副教授首先对“印第安人”和“土著人”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并分享了其在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萨帕塔运动社区的田野调查研究。从融入社区到参与相关活动，见证了印第安自治运动在与政府对抗中争取发展空间的全过程。张教授认为，土著人自治运动并非是对国家秩序的否定，而是力图改善殖民时代以来墨西哥社会威权政治和新自由主义改革遗留问题的努力。印第安人在完成对于自我合法性标定的同时，力求超越社区层面建立起一种多元化包容公正的国家秩序。但今天的萨帕塔自治运动似乎变成了局限在社区内部的自我边缘化行为，缺乏同政府之间对话，政治影响力日益消弭，其未来走势不容乐观。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李菲菲分享了关于中国癌症互助组织生物社会性的民族志研究。李博士以志愿者身份深入田野，从生物社会性的概念入手研究互助组织的运作形式和激励机制，并指出生物性和社会性共同构成了这一互助组织内部的基本团结，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百万字的访谈实录。

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柴书毓通过对晋南孝原后土娘娘庙的重建叙事考察，分享了村庙组织的实践历程及其内在逻辑。柴博士将重建事件作为一个研究整体来探讨背后的内外因素和重建意义，随着村庙组织已经发展成为较为稳定的组织形态，其在缓和农村矛盾、延续村落质谱民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村庙重建正是在村庙组织舆论造势、话语助力和资本整合推动下进行的。以此为切入将对未来北方村落治理以及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讲师杨蓓蓓对以上发言进行点评。墨西哥的案例体现了原住民通过自己建立的自治社区实践来重新定义什么叫做公民，这区别于传统定义上由政府根据国家法律认定的公民身份，而这些墨西哥原住民们通过履行自治区的义务来获得自己社区成员的身份资格，拓展了我们对身份建构这一认知。在使用田野民族志的方法研究特定群体活动或过程方面，庙宇重建与互助组织两部案例相得益彰，前者展现了当地传统信仰在村落治理中的重要性，后者与老龄化和公共卫生问题紧密相连，并都实现了概念的本土化。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胡源源分享了在研究“中日跨国婚姻的亲属关系”时的田野经历。中日跨国婚姻近年来备受关注，其背后既有深厚的历史缘由，也有经济发展的现实原因。通过调查中日跨国婚姻的现状得出，嫁给日本男性中国太太的数量大于和日本太太结婚的中国丈夫的数量，中日跨国婚姻形式则以恋爱结婚、中介结婚和假结婚为主。胡教授重点探讨了远嫁日本的东亚新娘地位问题，新娘处境正在从传统的遭受家庭和社区双重排斥的弱势地位中得到好转。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汪段泳副研究员分享了正在进行中的巴基斯坦田野调查经历。巴基斯坦的经济结构问题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自一带一路提出以来，中巴经济合作紧密开展，瓜达尔港及其连带项目建设对中巴两国有着战略性意义，其巨大潜力将有望在未来得到充分发挥。

文献来源：上海国研院公众号，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