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天下

        5月15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共同举办了第二十五届“世界新格局与两岸关系”视频研讨会。“世界新格局与两岸关系”系列研讨会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淡江大学重要的机制性交流平台，以往在上海和台北轮流举行。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的研讨会延续去年模式，以线上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两岸近二十名专家学者就“当前与未来印太局势”、“当前欧盟拉美与印太关系”、“当前亚太经济整合与香港发展”等议题展开研讨。现将我院与会学者观点汇整，以飨读者。

        严安林副院长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一年来世界局势至少有三个演变趋势值得注意：一是百年变局在加速演进。出现“东升西降”、“中升美降”与“科技经济一枝独秀”等发展特征。二是新冠疫情对国际格局产生影响持续而深刻。其影响已超出公共卫生安全范畴，深刻冲击着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广泛领域，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所面临的最广泛、多领域的系统性危机。三是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态势下中国大陆与美国关系，成为至少是亚太地区发展前景最大变量。中美关系发展前景，主要取决于美国对华政策，而中国大陆的应对与运筹也应该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台港澳研究所所长邵育群认为，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定位呈现以下三大特点：首先，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基础是“美中必须保持接触与合作”的基本认知，这是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最大的不同。其次，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目标是通过与中国的竞争巩固其全球领导权。拜登政府认为中国尚未成为美国的“同辈竞争者”（peer competitor），但已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两部分对美国的全球领导权构成了挑战。第三，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主要手段是在强化自身的同时，通过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限制并削弱中国的核心竞争力。

        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吴莼思认为，就对华政策而言，拜登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讲话、政府报告及外交举动似乎已透露出明确信号：第一，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者；第二，拉拢盟友和伙伴对付中国；第三，在与中国斗的同时不放弃从中国获取利益。然而，拜登政府上台毕竟才100天，现下就认定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已经定型过于消极。中美关系在实践中仍有变化的可能性。

        我院特聘研究员周志怀指出，观察未来台海形势走向，蔡英文当局并不会停止“反中仇中抗中”的政治操作，台美间的勾连也不会收手，这势必强化两岸敌意螺旋，两岸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两岸必须转变思路，加强危机管理，在应对台海风险的同时强化机遇塑造，防止台海局势由对立对抗下的两岸僵局变为危局。
        台港澳研究所台湾室主任童立群认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欧洲成为台湾“抗疫外交”重点区域。民进党当局不愿将口罩出口给大陆，却利用疫情操作“抗疫外交”、“口罩外交”。欧洲亲台议员言行更加大胆，并反复多次施压欧盟及本国政府台海政策。在中方对捷克参议长访台表达强烈反对的态度后，一些欧盟成员国的政客却继续高调表达对捷克参议长访台的支持。中方认为，这些动作都是欧洲试图与台湾当局提升政治互动的表现，将会损害中欧关系的发展。欧盟及欧洲国家应该信守承诺，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在中欧关系的交往的各个方面，台湾问题不应该成为干扰因素。
        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蔡亮认为，日本的“印太构想”可说是为因应中国崛起而构筑的一个区域性秩序框架。它以日美同盟为内核，日美澳印四国合作机制为主干，并呈现不断外延的多边性、多层次的结构特征。相比之下，安倍时期的“印太构想”多少还能在美国“印太战略”主导的同时，呈现一丝日本的外交自主性，但菅义伟时代的日本角色已跌落成美国主导的多边遏华网络的“急先锋”。这势必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外交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牛海彬认为，在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全面竞争的背景下，巴西在5G技术基础设施等涉华合作的关键领域面临美国的战略施压。冷战结束以来，巴西总的国际战略是融入全球化并从中受益，尽管博索纳罗政府更注重加强与美西方关系的强化，但仍然没有放弃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对华经贸关系。与中国维持紧密的经贸关系符合巴西对普世主义、全球参与和全球贸易等目标的追求。巴西维持外交政策独立性有利于抵御新冷战的到来。

        外交政策研究所周边外交室主任周士新认为，近年来亚太地区经济整合进程表现出以CPTPP和RCEP为代表的双轮驱动，众多双边自贸协定协力推进的复合性格局，在部分成员、规则、议程和效应上呈现出叠化现象，并在应用范围、模式、规范、门槛、领域和选择上呈现出进化现象。然而，这两大超大型自由贸易安排也在成员资格、核心主体及标准规范上存在难以调和的特征，给推动FTAAP的可行性，促进真正意义上的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形成了挑战。

        世界经济研究所法学博士薛磊认为，为应对公共卫生与经济衰退叠加的双重危机，发达国家政府普遍采取超常规的货币宽松政策和财政救济措施，从而导致发达经济体政府负债率和财政赤字更加居高不下，流动性过剩与零利率水平日益催生出金融资产泡沫，为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稳定带来隐忧。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在拜登政府执政时期仍旧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在这一背景下，以中国大陆为代表的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需要维持安全有效的金融体系，防范系统性和外溢性金融风险，而以上海和香港两大金融中心驱动之下的金融改革开放战略在这一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文献来源：上海国研院微信公众号，5月19日